叶政：王教授您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前两天是母亲节，在这里我也祝您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开心！谈到母亲节，就先从母亲这个话题谈起吧，您有两个儿子，身兼多职，临床、教学和科研都要齐头并进， 您每天一定很忙，留给您两个儿子的时间一定有限，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怎样利用有限的时间来培养教育两个儿子的？他们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受到您的影响？

王吉耀：我觉得身教重于言教。两个孩子在上海出生，休完产假就将他们带回四川，陪伴他们成长，他们是在我工作的医院里长大的。后来我回到上海攻读硕士学位，我先生还没调回来，两个孩子和我一起在上海，当时一个6岁，一个8岁，孩子们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伸出了援手，平时孩子们跟着老人，周末回到我的身边。无论工作有多忙，我都不会忽视孩子们的求学，密切保持和老师们的沟通。

当时我们家离复兴公园比较近，周末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去公园里玩，孩子们在公园里开心嬉闹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看书。他们看到我一直在学习，可能潜移默化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一些影响。后来孩子们长大了，也开始走上了从医的道路，我也会和他们分享我从医多年的心得和体会。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关爱，即使孩子们分别前往美国和德国发展，长时间的分别没有影响我和孩子们的沟通和交流，我和孩子们的心仍然是紧密相连的。我也会用去国外开会和访问的机会见他们，和孩子们的每次重逢，我都会关心他们在做什么，会跟他们讨论问题，对他们的想法提出我的建议，也会与他们一起分享我的人生经历。例如小儿子会问我，妈妈，您工作怎么样？您是如何与他人特别是外国专家沟通的？去参加国际会议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等等，我都会点点滴滴地告诉他。

叶政：王教授，您说得非常好。现在您两个儿子成了出色的医学教授，祝贺您！您刚才说过您虽然很忙，但还是在孩子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您觉得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培养下一代的性格和品格？这方面您是怎么考虑的？

王吉耀：我觉得爱心是孩子们成长的品质基础。我很欣慰我的孩子们长成了善良的人，愿意帮助身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即使这个人是陌生人。我的长子大二的时候， 一个来上海打工的女孩子遭遇车祸，孤立无援，恰巧我的孩子路过此处，没有犹豫，他把受伤的陌生女孩送到医院救治，仁心是成为好医生的敲门砖。

我培养的方式是严格要求、谆谆教导、关心爱护。我的长子留学美国，几年后我去看他，了解到他的理想是做一个“scientists-physician”(医生科学家)时，就帮助他分析，他已经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多年，也有了绿卡，如果当医生，做开业医生，钱虽然多，但是不可能做科研。要当医生科学家，必须去大学医学院，而你是中国人，要做到自己主导科研方向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建议他回国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理想。他听从了我的建议，由于他在国外的科研背景和成果，回国后很快竞聘为副研究员，在医疗上我建议他从住院医生做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正掌握医术，治病救人。经过15年的拼搏终于成为上海市消化病研究所的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的主任医生和教授，现在有了自己的科研方向、课题、基金和平台，也是一位患者欢迎的好医生。

我的小儿子，留学德国，经过多年的打拼，外科技术精湛，是德国汉堡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教授，他也听了我的建议，回国发展。1年多来，他在外科和肿瘤领域为国人做贡献，完成了高难度的手术，他的医德和医术都受到了患者的称赞，他现在是上海嘉会国际医院大外科主任兼肿瘤中心主任。他们二人都实现了他们出国前我对他们的嘱咐：像舅公和妈妈一样，出国留学，学成归来，为国家的医学事业做贡献，这就是家庭传承。

叶政：谢谢王教授! 您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您先生也非常支持您和您的事业。我觉得您先生一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一定也有很多故事。

王吉耀：我先生是我的大学本科的同班同学，我进大学时才16岁比其他同学都小几岁，对爱情懵懂无知。大学六七年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学习，他像兄长一样默默关心和帮助我，直到毕业分配我们才确定了关系，去那个偏僻的地方，能有个伴可以互相照应。

当时他身体不太好，。旅途漫漫，他在经过成都时就出现黑便（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但为了和我在一起，他仍然陪着我去了雅安地区的天全县报到。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很长时间他都在慢慢康复，我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承担了所有的体力劳动，他照顾年幼的孩子，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我们一家四口相依为命过了十年。

刚开始只有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上海，几年后他才调回来。自此他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得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的教育上，这个时期的生活可以用简单快乐来总结。我会抽出时间两人一起去看看电影或者跟孩子一起出去公园玩。我们相濡以沫50多年，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又轮到我来照顾他了。 

叶政：是的，夫妻间应该相互帮助， 您和您先生都是学医的，孩子们走上医学道路，是不是受您们两位的影响比较大？

王吉耀：我觉得这与家庭传承有关，他们二人从小就在医院的环境中长大，孩子10多岁时，我就出国留学，回国后埋头工作。我们家中只有医书，没有其他的书，平时回家也是谈论医院或者学习上的事，还会向他们讲我舅舅和母亲从医的事迹，他们从小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当时我两个孩子考医学院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学其他专业。  

叶政：王教授，您刚刚谈到您舅舅和您妈妈，他们是不是也对您影响很大？

王吉耀：非常大。我舅舅董承琅是我国第一位心脏病专家，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在我们国家创建了心血管病学科。我妈妈董珊云也是一位医生，她是妇产科主任，所以从小在孩子们身上我们也跟他们灌输这方面的知识。另外我们家族里从医的也很多，比如表姐，表弟都是医生，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医学方面的东西，我当时要学医而不考虑其他专业，因为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做医生的。在向明中学的时侯，我是学习委员，成绩很好，但学医是第二类院校，第一类院校全都是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但我就是想学医。我们老师曾对我说，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考虑第一类院校呢？我说，我就是喜欢当医生，因为每天看到的病人都不一样，不像学数学和物理比较单调，我也想和我妈妈一样做一名医生，也想走舅舅走过的路。

叶政：谢谢您，王教授。您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医生，老师，和科学家。但角色不同，要求也不一样，我想问您是怎样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王吉耀：对我个人来说，专注是十分重要的。在文革十年期间，我在山里的一个县医院工作，当时我专注工作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学习，否则后来我也不可能考上研究生。说我专注工作，我只是尽量抓住学习机会，当时也不是为了考研究生，因为当时也不知道有考研究生这条路，只是想好好地为当地老百姓服务，所以我很专注我自己的专业。

在天全的时候，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回想起当年虽说会时不时烦恼孩子的淘气，还是觉得他们是我工作生活中特别美好的一部分，我觉得只要有心，家庭和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叶政：王教授，请问您一下，在您们家吃晚饭的时候，有没有一家人一起聊天的习惯？

王吉耀：会呀，和家人一起吃饭是放松愉快的时刻，我们都很珍视这个时刻，沟通是融洽家庭关系的必要因素之一。

叶政：这太有意思了，王教授。我知道，您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临床医学事业，有些遗憾给您自己的时间太少，给家庭和孩子的时间太少，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您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你会怎么做？

王吉耀：我从不后悔我的选择。我觉得对他们我没有什么亏欠或者没有照顾到的。像我大儿子考大学的时候，我陪他复习，那么热的天气，我和他就坐在走廊的地上，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我就陪他复习功课。我觉得我会抓重点，什么时候是关键我必须要做，而且我会全心全意地去做，帮助他一起复习，后来他考上了医学院。在我们家里，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为这个家庭付出和努力。我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我先生对家庭的付出。我的孩子们受我们的影响，工作努力，家庭美满。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当年没能在我的父母面前更好地尽孝，很感激我的妹妹，她为我们的父母付出了很多。

叶政：好的，王教授。我知道您的家庭入选了上海市首批教育世家，也是全国首批教育世家之一。从您外祖父开始，一家四代走出了12位教师，其中11位从医执教。教育世家和医学世家非常令人尊重。我想请您谈一谈，怎样的家庭教育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

王吉耀：我觉得家庭传承非常重要。儿时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妈都会带我们几个孩子到舅舅家去拜年，到他家里去也可以见到一些做医生的表姐表哥，在他书房里，我会看到他主编的《国外医学心血管》分册，还有后来他主编的《实用心脏病学》这本书。当时我觉得他很伟大，我非常崇拜他。我舅舅从国外回来，为我们国家建立了第一个心脏病学科，并把他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这里面去，所以我非常崇拜他，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走他这样的路。

我母亲是一位妇产科主任，当时我们家离医院很近，只有5分钟路程。医院分房，位于华山路的小别墅，我的母亲没有任何犹豫选择放弃新分来的小别墅，只为了离医院住得近一点，方便晚上去救病人。 刮风下雨，不分昼夜，有了产科急诊，她就会立即奔向医院。我毕生的信念就是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像他们一样。如果不是文革这段动荡时期，我想我的梦想可以走得更远。

叶政：好的，王教授，您刚才谈到了文革，我知道您从上医毕业以后，就遭遇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您被分配到四川省雅安地区天全县，而您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我想请您谈一谈，在那段艰苦岁月里，您每天主要做些什么？那段特殊经历对您以后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

王吉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十年还是很值得的。原来我在上海生活条件很好，家里还有保姆，毕业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非常艰苦的地方，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反差很大，但是我都挺过来了。当时我先生身体不太好，我需要照顾他。到天全县报到时，我被分到一个五七干校，文革期间，大学生都算干部，需要到五七干校劳动三个月，然后再分配。由于我在五七干校劳动表现比较好，他们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所以就把我分到了县医院，县医院条件算是最好的，而我先生被分配到镇卫生所。

但不是到了县医院就好了，我第一天去县医院报到时，他们就跟我说，我们县医院的医生必须先去基层锻炼三个月， 基层锻炼的地方在二郎山脚下，条件非常艰苦，修两银公路，每天要放炮，去医务室路上有个独木桥，下面有急流的溪水，每次走过去都会头晕目眩，有时是爬过去的。吃的很简单，饭菜里加点腊肉就算是打牙祭了，平时下饭的都是红辣椒，没有别的。

在基层锻炼四个月后，我调回了县医院当医生。在这县医院我成长得很快，成了专业上得多面手，接触了妇产科，外科，最终在内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喜欢工作，喜欢医生的工作，艰苦不会成为我努力的阻碍，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全面成长，救治更多的病人，是我最大的心愿。

叶政：那段时间对您以后的职业生涯影响是否很大？

王吉耀：是的，我在本科学习时的计划是想毕业后像我舅舅一样继续深造，但是文革打破了我的梦想。文革结束我考上了研究生，有了这样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学习期间我像海绵吸水一样，不放过任何汲取知识的机会。经过了在四川山区医院工作的锻炼，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所有的苦我都吃过了，以后再怎样的苦都不算苦了。碰到困难也一定会想办法克服。例如我做研究生的实验需要抽鸡血培养红细胞，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我自己就跑到乡下买鸡，买回来没地方养，又跑到科学院求人家帮忙养，每天很早我要到那里去抽血。

现在的青年人没有经历过那些艰苦，如果你到艰苦的地方锻炼一下，可能以后你自己的经验和毅力都会增加，你就不怕吃苦而且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了。我年轻的时候，国家还在经济发展时期，开始出国以后，尽管经历和见识了欧美国家的先进发达，我仍挚爱我的祖国，我要将我所学到的知识带回来，服务我的祖国。

叶政： 谢谢王教授。刚才您提到了读研究生，从恢复高考以后，你就考上了上医的研究生，师从朱无难教授，您说这是您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能否请您谈一下您的导师， 他是怎样把您带入消化领域？有些什么故事？

王吉耀：故事其实蛮多的，都是缘分。我舅舅是致力于心血管领域，我在天全县也看过一些地方病（克山病），当时我在上海买了心电图机器，给病人做心电图检查，所以我对心血管有一些兴趣，我在研究生考试时报的是心血管专业而不是消化专业。

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县城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天全中学考试，考试卷是从上海寄过来的。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复习，只是每天晚上等孩子睡觉以后，我从晚上10点钟开始复习到早上1点。遗憾的是我和心血管专业失之交臂。是朱无难教授招我到消化专业。

师从朱无难教授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搞消化了。朱教授是我三年的研究生导师，我听从他的教诲，毕业后留在中山医院，他是內科教研室主任和消化科主任，我学到了他的严谨治学和诲人不倦。我是朱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我毕业以后，他一直是我的领导、同事。多年后， 我们亦师亦友，我们相处了40年，他活到100岁。让我感动的是，在我患肿瘤住院时，80岁的他与老伴一起熬了鲫魚汤，他们步行了半个小时，从家中拿到医院来看我。在朱教授晚年时我也很关心他。上医老一辈如林兆耆、朱无难和陈灏珠教授等都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做人的楷模。

叶政：王教授，您做消化还有这样的故事。我知道做医生不容易，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临床训练，做一个好医生就更难了。在2017年你从医50年时，您被授予了“国之大医”的殊荣；2018年，您又获得上海市白玉兰巾帼成就奖；2019年时，您被授予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的证书，到今年您已经行医55 年了。我想问您，以您这么多年的行医经验，要成为一名好医生需要具备哪些好的品质？

王吉耀：我觉得要成为一名好医生，首先要有博爱的精神，如果他爱他的病人，他就会想尽办法去治疗他，因此年轻人要成为一名好医生，就要爱病人，也就是我们说的治病救人，这个非常重要。做科研也是为了解决病人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做科研而做科研，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要有爱心，同情心，要学会跟病人沟通，只有通过病人沟通赢得病人的信任，你才能真正达到治疗效果。 

我很看重和病人的沟通，了解病人的想法，掌握病人的情绪状态，治病也要治心。不能把治病救人单纯当作一份工作，病人有血有肉有思想，需要医生投入更多的爱心和耐心。我会注意求诊患者的表情，如果他皱着眉头，我会跟他说，你肯定心里有不开心的事，这样你的胃病就好不了，我会开导他，而不是给他开药就走人，还要跟他说这个药怎么吃，什么时候来复查，碰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样做等等，因此做一个好医生还需要对病人有耐心。

当然医术也非常重要，需要精益求精，因此我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在参加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时，我都会专心听，了解国内外在本专业上的发展状况，阅读国内外文献，做笔记，将新的知识和技术用于自己的患者，并且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诊断和治疗的水平。学无止境是我的座右铭。

叶政：王教授，你是著名的胃肠病及肝病专家，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两个您治病救人的故事？

王吉耀：在我们科室去北京评审重点专科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腹泻女性患者，当时她说拉肚子一天要拉二三十次，她先后到了上海几个医院去看病，其中有一个三甲医院给她做了小肠镜，而且还做了活检诊断，病理见小肠绒毛萎缩，认为她是一个吸收不良综合症患者，予以激素治疗，但也不见好转。她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已经只有四五十斤了，很瘦，瘦成了皮包骨，而且她一天还要拉很多次，基本上呈现一种衰竭状态，所以我们也很着急。

我们一方面给予支持治疗，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找病因。排除了一些胰源性，胆源性或者肠道病等。想到她是一个吸收不良综合症患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也查找了很多书，在鉴别诊断中有一个Whipple病（又称惠普尔病），惠普尔病是一种细菌感染的病，我没有诊断这个病的经验，为了排除这个病，我去追问病史，我问她，“你得这个病已有三个月了，身体这样不好，那你三个月前是怎么样的 ？” 她跟我说三个月前很好，我问你，“好到什么程度？”她说她去旅游了，那我问她，“你到哪里去旅游了？”，她说去云南旅游了，吃过“过桥米线”，所以我就想到这个病人会不会因为吃了半生的细菌污染的米线得了惠普尔病，当时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做肠镜，所以我就联系她上次做肠镜的那个医院，找回了她的肠镜切片，让我们医院的病理科给她的切片重新染色，发现 PAS是阳性，因此基本可以确诊为惠普尔病。诊断出来以后我们就用抗生素治疗，再加上支持治疗，一个月以后，这个病人就慢慢恢复了健康。这个例子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经常跟我们的医生说，观察病人，问病人病史非常重要。从那以后，我们科里又诊断了几例惠普尔病人。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三七可以治疗跌打损伤,在江浙一带有很多人种一种草药叫土三七。虽然草药“土三七”和名贵中药材“三七”仅一字之差，土三七却含有一种叫吡咯烷的毒物，会造成肝内小静脉内皮损伤，继而出现小静脉闭塞。但是许多人不懂得这些，还以为土三七就是三七的一种，误服用土三七造成了许多人的肝损伤。当时我们发现了一些这样的病人，我就在想，到底是不是土三七引起了肝窦阻塞综合征(HSOS)？有没有证据来证明病人是吃了土三七引起的？

在我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想找合作者，因为我自己确定不了。功夫不付有心人，2008年在我开会时，我遇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林鸽教授 ，我和她谈起了这件事情，我想检测一下，看病人体内是否有土三七这个成分。后来她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检测方法，用HPLC在患者血清中检测到了吡咯-蛋白质的共价结合物，该结合物可作为血液检查的生物标志物，用于识别患者是否摄入含吡咯生物碱的物质。研究证实，土三七等多种中草药均含有吡咯生物碱。该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J Hepatology》上（1）。从2008开始，我们在这个临床问题上合作了10年，到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合作，这样的团队合作可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这项工作也说明了从临床发现问题，提出科学问题，进行基础研究，再通过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将得到的结果转化到临床应用，是可以解决临床问题的。

叶政：谢谢王教授，这两个例子都是非常好的临床问题。（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Lin G, Wang JY, Li N, Mi Li, Hong Gao, et al. 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consumption of Gynura segetum. J Hepatol 2011; 54(4): 666-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