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政：王教授，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您的留学经历。我知道您1985年留学加拿大McMaster大学，并获得临床流行病科学硕士学位。后来在1990年您到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病理科进修，1994年在德国汉堡大学Eppendorf 医院、2000年在香港大学玛丽医院、2004年在美国密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和Mayo Clinic任访问教授。我想问您，这些留学和进修经历对您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

王吉耀：这些留学与进修经历对我的职业生涯非常有帮助。到加拿大McMaster大学留学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1985年，我通过了WHO的选拔考试并且拿到世界银行的资助到加拿大读临床流行病研究生，师从循证医学的创始人David Sackett教授。当时研究生要求学六门课程，再加上论文，但为了多学一些知识，我自己要求再多学两门课程。除了多学两门课程之外，我最重要的经历是跟着Sackett教授一年半的查房，“他每次查房时，都会根据患者的情况，提出具体的诊断和治疗问题，然后再要求我们（医疗组的医生）去图书馆查资料寻找解决办法（当时还没有电脑，必须去图书馆的计算机房查文献），直到下一次查房讨论后再用到患者身上。”如此过程，这便是多年后“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5步流程, 1996年我将这个专业术语翻译为“循证医学”，并把循证医学的概念引入了中国。

在美国，德国和香港进修访问时，和国际同行交流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是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机会。我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法，与国际同行合作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可以与国际同行同步接轨，接受国际上肝病和肝纤维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曾任美国肝病学会主席Friedman 教授的指导与合作，使我们在分子靶向诊治肝维化的研究走向国际前沿。可以说我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团队帮助和支持以及广大同行的相守相助，这种高效的工作模式也将确保我们今后不断的努力和提高。

叶政：谢谢王教授，非常好的留学经历。我想问您，是不是加拿大McMaster大学的留学经历对您的影响最大？

王吉耀：是的。那段留学经历时间最长，对我整个职业生涯影响最深。我的导师循证医学创始人Sackett教授，不仅让我找到了打开医学研究领域大门的钥匙，而且使我懂得作为一名医生，应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研究才行。Sackett教授不仅教会了我如何开展临床研究，同时还教会了我用循证医学的思维去解决临床出现的问题，以及怎样和病人沟通等等。那段时间的学习，为我以后进入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领域，并成为我国在该领域的创建及带头人之一打下了基础，给我打开了世界的窗口，也为我以后的国际交流打下了基础。

在那里我接触到了一门新的学科知识--临床流行病学，回国以后，我也一直关注着临床流行病学方面的发展动向。那段时期我得到了人生第一笔科研基金，来自McMaster大学的5000美金，帮助我在业余时间做一些临床医学方面的研究。我在1986年12月以后的十年间发表的大部分论文都是临床研究，其中包括病因研究，诊断学试验评价，临床随机试验对比实验，预后因素分析和经济学分析等方面十几项研究。例如在甲肝流行期间，我用业余时间到一个工厂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结果发表在J Epidemiology上。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跟踪了解了学科的发展动向，认识了一些国际同行，并交了一些朋友。我的临床科研起步阶段非常艰难，却为我以后的教学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叶政：王教授，您是一名医生又是临床科学家，我想知道， 您作为一名医生为什么对临床科研感兴趣？

王吉耀：我对科研的兴趣全部来自于临床问题，做科研可以更好地解决我临床上遇到的问题，两者相辅相成，不相矛盾。1995年我成为博士生指导导师以后，我的研究方向逐渐集中到用分子生物学方法防治肝纤维化方面。如果能够阻断肝病患者从肝纤维化发展到肝硬化，那就对我们的病人非常有利。我的科研方向与我的临床紧密相关，而且我一做就是十几年。

叶政：谢谢王教授。1995年您成为博士生导师以后，您曾提到过汤钊猷院士的一句话：“要去摘跳一跳才能摘到的果子”，您觉得这句话对年轻科学家有什么样的激励作用？

王吉耀：汤钊猷院士的这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不贪恋安逸状态，勇于探索新高度。它激励我在1996年第一次成功申请到国家自然科研基金。所在科室的科研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在随后连续几年里我获得了5个国家自然科技基金的资助，使我们的研究逐渐深入并获得成功。我的这些成绩都受益于他的这句话。

对年轻科学家而言，他们不要只呆在舒服区里，应该跨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努力突破自己，通过不断学习提高，掌握新技术和新本领。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叶政：非常有启发的一句话，我也很喜欢。王教授，2002年您生了一场大病（卵巢癌），后来在您病愈之后，您就全职上班了。我很想知道，在您得了这场大病时，您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后来您是怎样调整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王吉耀：对我来说，这场大病来得比较突然。当时情况不是太好，我告诉自己要调整好心态，认真面对又一次的严峻人生考验。在听取医生的意见和查阅文献后，我为自己制定了治疗方案。化疗非常痛苦，我的头发都掉光了，但我知道，战胜病魔意志力更重要。那时我坚持锻炼身体，保持愉悦心情，我的病情渐渐有了明显的好转。治疗结束后我去了儿子家中养病，换了一个环境后，心情也好很多，不要沉溺于回味生病的痛苦，保持乐观，这点很重要。我和儿子一家外出旅游，和家人一起游历山水，享受生活，就这样我慢慢恢复了健康。

痊愈之后，我立即全心回归工作，重拾健康的我愈加珍惜时间，每天都安排很满：门诊、查房、著书等等，这场大病让我更能体谅患者的处境，治病也要医心。有时遇到濒临绝望的患者，我就用自己的真实经历鼓励他们，相信自己相信医生才可以从容面对病魔。

叶政：是的，王教授，您刚才说得非常好。一个人的心情常常会影响病情的发展，如果你的心情好，自身的免疫力也会提高。心情乐观以后，你抵抗疾病的能力也会提高，恢复起来也会更快一些。

王吉耀：您说得对，乐观的心态是抵抗疾病的重要法宝。当然光乐观也是不够的，也要理智得相信医生，积极调整生活节奏，多运动把身体基础打好，病才能好得快一些。我原来不怎么锻炼身体，虽然我以前喜欢运动，但是工作一忙，就很少锻炼身体。2002年3月，我主办了《上海国际肝硬化及其并发症会议》，我邀请了加拿大、美国和德国的肝病学会的著名专家和我国肝病界元老级教授，王宝恩教授、姚光弼教授等。当时沒有会务公司，所有繁琐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带着学生亲历亲为，包括主持会议，安排会议的一切以及同声翻译等等，确实把我累坏了。免疫功能降低，可能与几个月后患肿瘤有一定的关系。

在那场大病以后，我特意调整了一下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也开始雷打不动的锻炼身体了。我试过一些运动，最后选择了游泳来锻炼身体。身体好了，工作起来也会有劲，否则身体垮了，什么都做不成了，有了健康才有美好生活和高效工作的可能性。

叶政：王教授，您说得对。我们知道做医生和科研都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长时间工作，忘了自己，有些人因此损害了健康。以您的亲身经历，您对年轻医生和科研工作者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王吉耀：首先我觉得做事情要认真，认准的事情就要坚持去做，不要怕困难。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不用学习了，我一直还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到现在我还在努力学习。只有勤奋，锲而不舍，你才能学到许多东西，当然你需要合理安排，给自己也留一些空余时间。

锻炼身体也很重要，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零。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10分钟或者半小时都可以，关键是要持之一恒，坚持不懈，只有这样你才会有个好身体，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

叶政：谢谢王教授，您说得很好，锻炼和工作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并不矛盾。现在来谈谈您的研究工作，您曾经领导过一个全国轻微肝性脑病的多中心研究，这项研究包括了13个省市、自治区16家三级医院519例肝硬化患者，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并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根据您的经验，请您谈谈在中国开展这种多中心，大样本量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王吉耀：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我做过许多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但还没有领导过一个大型的多中心研究。当时我是中华医学会消化分会肝胆协作组的副组长，学会很支持我做这项研究。我们当时遇到了很多困难，大家知道，做这种大型多中心研究，首先需要经费的支持，而我们恰好没有什么经费，这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好在大家都很信任我，愿意跟我一起努力把这项研究做好。在研究进行过程中，我教他们怎么做多中心研究，我也与那些医院的消化科主任或者肝胆科主任开过很多次会来讨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最后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终于把这个轻微肝性脑病的多中心研究完成了，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并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叶政：王教授，我知道您特别重视学科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至今，培养了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50余人，他们很多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医师、学者、学科带头人。想请您说一说人才培养这方面的经验。

王吉耀：在我的人生成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提高自己是不够的，医学需要传承，光一个人好是没有多少用的，一定要一批人好才可以，因此我把全心全意培养高级医学人才当作我自己的事业，把培养和鼓励学生成才作为自己的使命。

医疗和科研工作繁忙，又要去教学，给医学生上大课，但是苦中有乐。比如，每学期大课的课程安排是重复的，但是学生要学的知识不能简单重复，我给学生上课时，每次备课都会更新，我不仅讲解书本上的知识，还介绍最新发展动向，通过具体临床实例以及各种多媒体教学工具使学生在听课时不仅兴趣盎然，而且还能够提出他们自己的想法，这样通过培养学生临床思维的教学方法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我经常和我的研究生说，也许你现在做的事情可能并不是你想要做的，但是如果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就一定要热爱它，要不然，你是做不好的。在临床，科研和教学上，我为他们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放手让他们发挥才干。通过给他们分配任务，压担子，让他们施展才华，尽可能地给他们更多的讲课机会，参加国内外会议，执笔参与书籍的编写等等，从而让他们快速成长起来。我还利用出国开会和讲课的机会加强与国外同行专家的合作与联系，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出国进修机会。通过我联系出国培养的年轻医生已有10多人，分别赴美国，德国，法国，瑞典和中国香港等地学习肝病，内镜治疗，炎症性肠炎，消化道激素等科研和临床技能，并与国外联合培养了2名博士生。

对于一些较长时间在国外进修的年轻医生，我也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近况，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来自故乡的关怀。在我出国开会期间，无论行程多么紧，我也会尽可能与他们见面，亲身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吸引这些青年才俊回国创造条件。

叶政：王教授，您讲得非常好，有机会做您的学生, 应该非常荣幸。能不能谈一谈您的学生？

王吉耀：我把每一个学生都看成自己的孩子。他们对我也很好，每年大年初一，他们都会来我家拜年，现在他们好多都已经是教授、学科带头人了，还有的是院长。在我从医执教50周年的时候，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向我祝贺，并给我留言。我以前做过的一些小事，他们都记在心上，让我十分感动。

叶政：王教授，在您从医执教50年的时候，从学生给您的留言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您的评价非常高，这里我就引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1级八年制全体学生给您的留言：“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在学解剖生理病理的那一年，有幸听了王老师的讲座，我们听王老师讲，一位真正优秀的医生，真正热爱她事业的医生，是怎样度过每一天。可是我们不知道，王老师为了来给我们讲座，放弃了一次宝贵的阖家团聚的机会。

我们在学习内科学的那一年，有幸听了王老师的内科学绪论课。我们听王老师讲，应该怎样走进内科学的大门，怎样培养诊断和治疗思维。可是我们不知道，王老师为了来上这次课，只能赶午夜的航班出国开会，在飞机上坐了一夜。

我们在第一次走向患者床旁教学的那一年，我们得到了六周的系统细致的培训，留下了充实而愉快的回忆。可是我们不知道，王老师每周都会组织带教老师开会反馈调整，还亲自帮我们审阅试卷。

我们在逐渐开始阅读临床研究文献的那一年，学习了循证医学课程。我们知道“循证医学”的概念是由王老师引入到我国，可是我们不知道，王老师为了发展我国的循证医学，出国交流，写文章，做课题，翻译国外论著，举办国际会议，每一步付出了多少努力。

我们在即将进入实习的那一年，在王老师的领读下，集体宣誓了日内瓦宣言。可是我们不知道，在王老师做实习生的那一年和那以后的十年，为了积累和成长，她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我们不知道在教学查房时她讲解的最前沿的知识，是经过了多少时间的准备。我们也还不知道，誓言里“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为人类服务的事业”这句话，有着怎样的意义。

感恩老师，在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么多的日日夜夜为我们的付出。我们知道的是，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就要像王老师一样不计回报地付出、努力，无论今后的时代和环境怎样改变，老师一直都是我们所仰望的榜样。”

叶政：王教授，您年逾古稀，今年您已经78岁了，早就可以退休了，但您依然奋斗在临床与教学第一线。我想知道，是什么信念让您一直工作？

王吉耀：我觉得一个人活着就要多做点事情，对社会有所贡献。每个星期我都会进行两个半天的门诊，以及一个半天教学查房。我现在还有精力和能力去做一些事情，而且我有那么多经验，如果我放弃的话，就太可惜了。

叶政：除了日常工作外，您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不是在推广循证医学方面？

王吉耀：是的，循证医学对我们国家的医学事业非常重要，其中指南是循证医学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也是我除了医疗工作外能够做的事情。

叶政：从一些报纸上知道现在有些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比较紧张，您觉得医生应该怎样做可以改善医患关系？

王吉耀：我觉得当前大环境有一些问题，大家的诚信、互相信任慢慢被打破了。但作为我们医生来说，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真心为病人着想。我觉得医患沟通非常重要，我们做的每一步事情都要让病人知道，跟病人解释诊疗过程，例如这个检查要解决什么问题。我相信医生可以用真诚获得病患的理解和信任。

我提倡的循证医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医生的临床经验，结合当前的最佳证据，再考虑病人的个体情况和意愿做出的临床决策，这三点称为循证医学的三要素。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医生能够做好循证医学的话，就可以降低病人对我们的不信任。 

叶政：王教授，我想请您谈一谈医学研究中的科学诚信和科研不端行为的问题。

王吉耀：科学诚信是学术界的基本道德准则，包括诚实和严谨的研究和学术出版，保证搜集和发表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反对以任何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科研不端行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人为的伪造或者篡改实验数据，编造实验结果并不是个别孤立的事件。近年来，随着医学界诸多伪造，篡改，剽窃案例一再曝光，促使广大医学工作者对我国医学研究中的科研不端行为关注与思考。对于这种科研不端行为，我们要坚决抵制，我们要明确，科研和写文章的初衷不应该是为了晋升，名誉和地位这些个人私利服务的。

我担任了两届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委员，对此深有体会，针对这个问题我还在2014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过“关注医学研究中的科学诚信与科研不端行为”的述评。

叶政：谢谢王教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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