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政：王教授，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循证医学。这是您开创性的工作，您是第一个将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引入中国的人。 您踏上循证医学之路和您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留学的经历分不开的，它是您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您在那里师从循证医学创始人David Sackett医生，能否谈一谈您的导师和循证医学的理念？为什么循证医学在临床上非常重要？

王吉耀：我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医学中心临床流行病学系攻读临床流行病学科学硕士期间，向我的导师David Sackett教授、内科的主任医师提出希望用课外时间跟随他查房，他同意了。我发现他与其他医生不一样，这一年多的学习，我对他用最佳证据解决患者临床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印象颇深。每次在他查房检查患者后，他都会与本组的医生一起讨论，根据患者的情况，提出具体的诊断和治疗问题，然后再要求我们去图书馆查资料寻找解决办法（当时还没有电脑，必须去图书馆的计算机房查文献），直到下一次查房对这些文献评价讨论后再用到患者身上。”如此过程，这便是多年后“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5步流程。1995 年我在赴瑞典参加国际卫生技术评估学会年会后参加了一个McMaster大学临床流行病学教授Brian Haynes举办的循证医学教师学习班（Evidence-based Medicine teaching workshop），对在临床实践中运用循证医学的重要性及方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96年我将这个专业术语翻译为“循证医学”，并把循证医学的概念引入了中国。

这是我发表的将“Evidence-based Medicine ”翻译为“循证医学”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我们知道，传统医学以个人经验为主，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凭借高年资医师带教，逐渐积累学科知识和经验来诊治患者。而循证医学则注重临床研究证据，再结合个人临床经验，两者缺一不可。具体来说，循证医学是将最佳证据结合医生个人专业技能、多年临床经验，并考虑患者的意愿，最终制定出最慎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概括地讲，就是医疗决策的三因论治法。因此，循证医学对我们临床医生很重要。

叶政：王教授，您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王吉耀：可以的。有了循证医学的证据，可以及时应用有利于患者的诊疗手段，淘汰一些已经过时而且对患者不利的措施。以心梗为例，现在溶栓疗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急性缺血性心梗， 这种疗法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但是刚开始由于溶栓疗法样本量小，无法确定效果，而不能被广泛应用，很长时间内使一些原本可以治疗的患者失去了生命。直至多年后，有了cumulative meta分析，证实这一疗法优于安慰剂，才被写入教科书用于常规治疗，从而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相比之下，利多卡因能预防室颤，多年来被用于救治心梗患者，最终却被证明非但没有益处反而增加死亡率。因此我们在评价治疗效果时，应该以生存率或死亡率等终点结局，而不是用中间或者替代结局来评估。

叶政：王教授，谢谢您介绍了循证医学的概念。我知道，在2010年您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中国循证医学发展状况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China)（1）。从1996年您提出循证医学的概念到2010年已有十多年的时间，能否请您介绍一下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王吉耀：在那篇文章里，我向全世界介绍了循证医学在中国的开展情况，循证医学在我国快速发展, 循证医学理念的普及不仅是对医生，而且也对护士以及其他健康领域的工作者影响深远。循证医学相关的医学杂志出版犹如雨后春笋，例如中国循证医学杂志，循证医学杂志、中国儿科循证医学杂志等，也在2001-06年间创刊。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中国临床流行病学工作网、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分会、Cochrane中国中心也进行了一些循证医学方面的课程培训。2004年，教育部建立了循证医学网上合作中心，这些组织的会员遍布全国各地。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已成为医学院学生和临床硕士生的必修课程，并且循证医学也发展到了中医领域。

叶政：太好了，那循证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王吉耀：是的。当时在中国循证医学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接触科学证据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医生可以检索到一些医学数据库，例如medline,可以利用最好的医学证据，但是不发达地区的医生却没有这个条件。第二，世界上大多数临床证据不是来自于中国，这包括系统评价和临床指南。我计算了一下，从1999到2008年期间，在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The Lancet, and JAMA三个著名医学杂志上发表的1880篇临床文章，仅有0.21%的文章来自中国。第三，那时在中国做临床研究缺少研究经费的支持。还有一个问题，那时的临床研究者和医生很少得到研究方法方面的正规训练，甚至医学杂志的编辑也不知道或者忽略医学报道的条件，比如CONSORT, STROBE, STARD, and PRISMA等，临床研究注册也不是必须的。

叶政：王教授，您发现了这些问题，但为了克服它们，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王吉耀：在文章中我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临床研究者必须经过临床研究方法学的训练；医学指南需要中文版本，医生需要的时候，在网上可以查到；为了降低偏差，研究者在设计实验的时候应该采用国际标准；另外中国政府应该增加对临床研究经费支持的力度等等。虽然循证医学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才有可能提高医学研究的数量和质量。

叶政：谢谢王教授，您刚才讲了循证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从您把“循证医学”引入中国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能否谈一下在中国运用循证医学的难点在哪里？

王吉耀：首先是在普及和应用方面。初始阶段我国开始举办一些国家级的循证医学学习班，还有各个学会以授课的形式进行普及这门学科。但是光有授课是不够的，还是要每个医生按照循证医学的理念去实践，我觉得这个还比较难。好在循证医学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一直都在路上。每一个医生用它来治病救人，在给病人治病之前找出最好的证据，目前这个理念还没有成为广大医生的诊疗指导思路。

叶政：王教授，您说的很有道理。我的理解是，循证医学就是总结当前最好的证据，然后再加上医生的证据和经验，另外还有病人的意愿和希望等三要素。这与以前治病的理念不太相同，完全是革命性的转变。我觉得要让医生完全改变观念还不容易，年轻的医生可能好一点，但是要让年老的医生改变观念应该很难，因为他们一直都是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给病人治病的，而且还觉得做得很好。

王吉耀：我觉得，现在情况正在慢慢改变。在《实用内科学》上有专门的一章是《循证医学》，内科学是医学生的必修课，对于年轻医生来说，他们应该会接受循证医学的理念。循证医学已经成为我国医学生的必修课。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我们会让医学生和医生查找证据，看有没有最新的证据，或者一些比较成熟和最好的证据。学习如何与病人沟通会对他们的工作有利，他们也会去这样做；而对于年老的医生来说，我觉得他们现在也开始接受循证医学的理念了。我们现在做的指南就是最好的证据，而他们看病时根据指南，也就是用他们的方式遵循循证医学的理念。

叶政：王教授，我们知道循证医学强调临床医生运用当前所获得的最佳证据与临床经验和病人的意愿相结合，给病人以最有效的诊断措施和最佳的预后评估。循证医学的开展已经给社会和病人带来最大的益处，但是在我国推广循证医学理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能否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王吉耀：在我国推广循证医学的理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当时也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过“走出循证医学的误区”的文章（2）。误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认为推广某项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CT）的结果就是实施循证医学。在临床研究中，RCT所提供的可信度最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根据某个RCT的结果去治疗病人就是循证医学。这还要对该项RCT的质量进行评估，如果该RCT样本量比较小，由于随机误差，常常可能出现假阳性或者假阴性的结果。评价RCT结果的合理性，其方法学的评估也十分重要，有时题目写的是随机方法，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随机。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推广某个临床随机试验的结果认为是循证医学，应该避免用循证医学的幌子推广科学性欠缺的证据误导临床医生的诊断方案。

2.简单地将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与循证医学等同。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的结果常常为开展循证医学提供最有价值的证据，但并不是一提到做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就是在开展循证医学。我们需要对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内容和方法进行评估，只有方法学正确的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才是可信的证据。

叶政：王教授，您总结得很好。可能是有些医生或者医学工作者对循证医学的理解不很透彻，有一定程度的偏差。如果他们把这种偏差的理念应用到临床上去，就会产生一些误解。既然循证医学这么重要，是否国家需要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来指导医生运用循证医学？

王吉耀：国家还是很重视的，教育部将循证医学列为医学院学生和临床硕士生的必修课程，在住院医生的规范化培训中也是必修课。作为一名21世纪的医生,如果你不懂循证医学的话，你可能当不好医生。知道了什么是循证医学，还需要在临床上加以合理运用，因此还需要我们大力宣传循证医学的理念，让更多的人知道它，需要医生不断地自我学习。医生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职业，知识体系必须不断更新，才能把掌握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到临床中去。

叶政：谢谢王教授强调了循证医学对医生的重要性。我注意到，2014年英国医学杂志（BMJ）上登了英国医生Des Spence的一篇文章（3），文章指出，目前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之风愈演愈烈，其中循证医学难咎其责，并称循证医学已死（EBM is broken）。文章认为“今天的循证医学，就好比一把上了膛的枪，顶在临床医生的头上，你最好乖乖地照着临床证据做”。指出循证医学与制药业产生各种联系，尤其是在权威期刊上发表后，其价值可能超过千千万万名医药代表的营销。王教授，请对这谈一谈您的看法。

王吉耀：首先，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看了这篇文章后立即针对他的观点，在BMJ open 上回复了“Evidence-based Medicine is not broken”。其实这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循证医学的误区。我在回复中说：”真正要质疑的不是EBM 本身，而要警惕其被不恰当的利用和滥用“。循证医学不是临床试验，也不是指南，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医生通过检索，了解存在的问题所在，然后治病。高素质的医生既是证据的使用者，又是证据的提供者。我的导师David Sackett曾经说过，临床医生不应仅仅是阅读文献，还必须学会追踪和鉴别文献。

随机对照试验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医生和患者对药物疗效的主观影响，主要原则是随机、对照和盲法。由于疾病自愈、安慰剂效应以及医生的主观偏见的影响，大样本随机双盲测试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确定药物疗效的机制，也是一把严格的利剑，无情地砍掉了很多虚假的疗法。

对企业资助的研究得出的阳性结果，医生应该谨慎对待，需要了解其研究背景，临床情况，不能盲目地采纳。另外研究设计和执行，以及报告都需要审视，并不是所有在高级别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都是优秀的。

我的文章在下面这个链接里。位于那篇文章的responses里，共39个，我的是自上而下的第4个，现在还可以看到原文。部分内容见下面的截图。

http://www.bmj.com/content/348/bmj.g22/rapid-responses

叶政：谢谢王教授给出了您的看法。您刚才谈到医生需要不断学习，让我想起了您在2010年主导翻译了柳叶刀《临床研究基本概念》这本书，这本书深受我国临床医生和临床研究者的喜爱。能否请您谈一下翻译这本经典著作的故事?

王吉耀：我在2009年与柳叶刀的常务副主编在共同主持一个会议时，看到了他带来的柳叶刀《临床研究基本概念》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我们做临床研究的医生和研究者，想将它推荐给国人。会后，我与人民卫生出版社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买了版权，我带着我们的团队，在2010年翻译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正如你所说，这本书由于其权威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读性，深受我国临床医生和临床研究者的喜爱，好评如潮，已有上万册的销量。我在临床一线和研究领域工作了五十多年，很少遇到像这本书这样的适合临床医生和临床研究者的经典著作，它一直放在我的书桌上，是我随时翻阅的参考书。

叶政：王教授，这本书是不是还有第2版？

王吉耀：是的。原作者在2019年出版了第2版。为了及时让我国的临床医生和研究者使用新技术，并在方法学上得到正确的指导。在2020年时，我们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专家们又对第2版进行了精心的翻译。作者在第2版中修订了原有章节，每章加入了新主题和近期的参考文献。同时他们用第1版作为教材，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学习班上组织讨论，用这些讨论素材作为话题，增加了6个新章节。这些新章节都是临床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例如第21章“正在进行的随机临床试验作为前瞻性meta分析的一部分”，完全是全新又非常实用的概念和方法。

叶政：王教授，这本书除了权威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外，请问它还有什么其他特别之处吗？

王吉耀：有的。这本书特别之处是在阐明临床研究的精要与规则的同时，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犀利的批评，并给予了有用的建议。他们提出，“不应鼓励大型管理数据库的数据挖掘，现在需要的是‘少做研究，做更好的研究，以及出于正确的理由而开展的研究’”。在新增加的第18章“替代终点和复合终点”中，作者告诉我们，“真实性比精确性更重要。如果临床试验完成得好，且没有偏倚，那么应用临床上重要的结局，将对医学进步有重要贡献。总之，这本书是为忙碌的临床医生和研究者而构思撰写的，因此非常适用于医学生、临床研究生、各级临床医生和临床研究者，以及一切对临床研究感兴趣的读者。

值得高兴的是，最近曾任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游苏宁会长，在老游评书公众号上对该书连续发表了数篇点评和解读，《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联盟》的公众号（CGUIDANCE）上转载了这些文章。

叶政： 谢谢王教授的介绍，也让我对这本经典著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到这本书，又让我想起了您主编的《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这本书，这本书也很受临床医生的欢迎，编写这本书一定不容易，可以请您讲一讲编写这本书的故事吗？

王吉耀：我从加拿大留学回国以后，发表了不少有关循证医学方面的文章，并做了一些相关的讲座，向国人介绍循证医学。但是在这过程中，我总感到缺少系统性的陈述，也没有一本中文教材，因此我萌发了写一本有关循证医学专著的想法，在系统地介绍循证医学概念的同时，加上临床医生如何将循证医学用于临床实践的案例。后来我组织复旦大学临床流行病中心的专家和有关专科医生动手写这本《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的教科书。这本书很受业内人士和临床医生的欢迎，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四版了。

叶政：王教授，我注意到，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好像有国外学者加入？

王吉耀：是的，在编写这本书期间，我认识了 Cochrane 协作网肝胆组协调编辑 Christian Gluud 教授，当时我认为我还不太熟悉系统综述和Cochrane协作网的工作，而这些是循证医学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正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邀请他与我一起编写这本书。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并请其他丹麦专家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编写，希望将循证医学的概念完整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于是我们一起重新拟订了编写提纲，共同编写、修改稿件，终于完成了本书的编写工作。Gluud 教授敬业的精神、渊博的知识，对本书的科学性起了保证作用。

这本书的第四版增加了“网状 Meta 分析”“循证医学与转化医学”“循证医学与精准医学”“循证医学与合理医疗”“医学大数据与临床应用”“真实世界研究”等章节；更新了“循证临床实践指南”和“循证医学教学的研究与应用”；并增加了案例和思考题。

根据 Christian Gluud 教授本人的意愿，他不再担任第4版的副主编，他的丹麦的同行也不再担任编者。我们尊重他的意愿，感谢 Christian Gluud 教授在我们起步阶段给予我们无私的指导和帮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刘建平教授，一直是我们与丹麦同行之间联系的桥梁，也是唯一一位非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成员的编委。衷心地感谢他始终如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和对本书做出的贡献。

叶政：王教授，正如您所说，这本书的编者只有刘建平教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其他都是复旦大学的，对吧？

王吉耀：是的，他们都是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成员，其中大多数是复旦大学附属医院获得过临床流行病学硕士学位的临床医师。从 2002 年至今，十多年来他们逐渐成长为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临床专家，有丰富的临床和科研经验，又在“循证医学”教学的第一线从事教学。中心培养的第三代教师也都是在国外获得临床流行病学位的，多年来共同担任“循证医学”教学工作，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他们与他们的老师共同参加了第4版的编写。

叶政：这本书对在中国普及循证医学的理念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人们认识和了解循证医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并且它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是不是还获奖了？

王吉耀：是的。2015 年本书第 3 版获得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我负责的复旦大学“循证医学”课程是“上海市精品课程”，教学团队获得 2017 年“复旦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和 2018 年“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叶政：王教授，祝贺您还有其他所有参与编写这本《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的编者。我相信循证医学在您们的共同努力下，会在中国开花结果，也会有更多的医生和学者会把循证医学的理念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去。

王教授，我还知道您在《实用内科学》14-16版担任主编，从《实用内科学》问世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经过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编写故事。

王吉耀：好的。《实用内科学》于1952年问世，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首版由原上海医学院内科学一级教授林兆耆担任主编，一级教授钱惪、吴绍青、杨国亮等知名专家参加编写，由当时华东医务生活社(人民卫生出版社前身)出版。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前修订至第5版，随后的十余年间，停止再版，内科医师无名著可读。后为满足读者需求，造福于患者，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第6次修订并出版。自1993年起，这本书出版工作终于走上正轨，每4年修订一次。

说起《实用内科学》，让我想起了我的导师朱无难教授，他是我在人生转折点时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朱教授在学生时代读过《实用内科学》第一任主编林兆耆教授写的note of internal medicine(战争年代在学子中疯传的笔记）。解放后朱教授担任林老助理，为实用内科学编著出了许多力。文革中林老病了，因此文革后出版的第七版（1981年）虽然主编是林老，但许多实际工作是朱教授做的。他学术严谨，不计名利，我1981年从他的硕士毕业以后一直跟着他，他教会我如何查文献，看病人和写文章，写书，我第一次参与《实用内科学》的写作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成了第八版的作者之一。

叶政：王教授，在《实用内科学》后面的版本，能否请讲一下您做主编的故事？

王吉耀：《实用内科学》的第九版我是编委，从那时起我参加了每一版的终审工作（脱产2-3周集中审稿），这也让我从上医其他的大家中学到及传承了上医的精神。13版（2009年）我担任常务副主编，14-16版担任主编（从第三到第一），其中陈灏珠院士也功不可没，是他推荐我成为首创的全国七年制内科学的主编（ 2001年出版）和十、十一五全国规划教材7/8年制内科学第1、2版主编，有了这些经验加上我加盟《实用内科学》编委时他一直担任主编，跟着他我一路走到现在。

叶政：谢谢王教授的介绍，这本书的编写真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了解到现在《实用内科学》比第一版多了10 倍的内容。可以想象一下，它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多少。请问，它大概有多少页？

王吉耀：随着医学的发展，《实用内科学》不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现在这本书很厚，第16版《实用内科学》有上下两册，共2480页。

叶政：2480页！哇，这真是一本巨著！编写这样一本巨著是多少人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太不容易了。

王吉耀：编写这本书我不敢居功，这是我们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因此我们要把它传承好，保存好。每次再版的时候，有些内容都要更新，就是把老的知识去掉，加入最新的知识。有时候有的章节太繁琐，我们会做一些简化，有些东西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这本书有300多个作者，都是我们上医各个学科最好的医师和老师，所有编委都是学科带头人，这本书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16版比15版的2894页少了一些，我们想让它更加精炼，而不是越来越厚。

叶政：王教授，除了您刚才说的三本书之外，我知道，您还主编了，《Essential Internal Medicine》《临床内科学新技术、新理论与新进展》，《现代消化科手册》，《内科学试题与题解》，《内科临床病例分析-双语教学》，《高级内科学精要（英文版）》，《现代肝病治疗－理论与进展》等专著。这真是难以想象的工作量！我想知道您是怎样做到的？

王吉耀：每一本书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我写书不为名利主要是为了教学，或者为了更多需要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我编写的《内科临床病例分析-双语教学》是一本双语教学书，因为当时为了提高青年医师和医学生的业务水平和英语应用能力，满足与国外同行进行面对面交流的需要，我们要求每周一次用英语查房和写英文病史，但是我们的医生和医学生中的大多数英语水平不够，用英语讲和写病例都很吃力。所以我就有写中英文对照病例的想法，病例里既有临床思维，又有相应的英语表述。在前辈裘发祖院士和朱无难教授的鼓励下，我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系各个临床科室主任编写。在对文稿中的英文部分修改后，我仍担心英文书写的准确性。编书期间正好在美国访问，我邀请我校校友，在美国从医多年的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消化科博士陈宗禹医生、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内科助理教授陆颖博士和在哈佛医学院消化科我的学生刘维田博士，根据美国医学院英语的习惯用法一起修改英文文稿，最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作为全国高等医学院校8/7年制临床医学配套教材出版。我觉得做事必须专注，要精益求精，汇集和团结一切对完成这件事有帮助的力量，一起将事情做好。我能够编写这么多书，都是团队努力的结果。我周围有一批非常能干，敬业的临床医师，我们互助互尊，共同成就。

叶政：谢谢王教授的介绍。我们谈过了循证医学和著书以后，现在我们换个话题，不过，这也与循证医学有关，请您介绍一下临床指南？

王吉耀：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已不再由临床医师的个人经验决定，而是需要有科学证据的支持。科学性强的最佳证据包括随机对照试验（RCT）的系统综述，meta分析和临床指南。临床指南针对某一种疾病诊断试验的应用和不同治疗手段的有效性提供明确清晰的推荐意见。因此很受临床医师的欢迎，应用也很广泛。近年来，国际性杂志上已发表了上百种指南。我国的各种医学专业会议和杂志也发表了不少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临床指南。

叶政：王教授，我们知道了临床指南的重要性和实用性，是不是它的科学性最为重要？

王吉耀：是的。错误的临床指南将会导致错误的临床行为。临床指南的制定应以循证医学为基础，在世界范围内，对特定疾病的特定治疗方案进行大样本对照试验或系统评价，把其中最新，最真实可靠并有临床价值的研究结果筛选出来。临床指南集中了最新最佳的临床科学研究和专家意见，并由此制定出针对某一疾病的诊疗推荐，可供世界各地的医师应用。

叶政：王教授，那怎样判断一个临床指南的好坏呢？

王吉耀：一份好的临床指南应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和外推性这三点。临床指南中所提到的诊断治疗建议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同时还需要具备实用性，灵活性且表达清楚，简单明了。它所提出的诊断治疗建议则应用时能够适应临床实际情况。

评价一份指南质量的高低，国际上采用的金标准是AGREE II, 我们在它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情况，制定了中国临床实践指南的评价标准（AGREE China）（4）该工具包括五大领域，其中可用性/可行性条目 3 个：①指南表达清晰、推荐意见明确、易理解；②指南容易获得和推广；③指南检索和评估了中国研究的证据。《中国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2022版)） 建议“使用 AGREE‑China，作为评价我国指南质量的工具，主要供医师使用，条目已量化，利于结果解释”。

叶政：这么说，要制定一个好的临床指南并不容易，对吧？

王吉耀：是的，制定一个好的临床指南需要多方面的工作。应该根据WHO指南制定手册和上面提到的中国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2022版)。我们将每一个临床指南用于患者之前，先要从循证观点对临床指南的科学性进行评估。检查临床指南的设计是否科学时应包括：指南是否清楚详细地对每一个问题作了恰如其分地系统评价；系统评价中是否应用了入选标准；对每一个问题是否进行了全面地文献检索；是否评估了偏倚风险；对研究的方法学和研究结果是否进行了可靠性评估；在系统评价和指南推荐意见之间有无联系等等。

叶政：谢谢王教授，临床指南应该关注的方方面面还挺多，一个好的指南的制定的确不容易。那请问王教授，一项设计完整的临床指南应包括哪些内容？

王吉耀：一份设计完整的临床指南应包括所有相关人群，干预措施和临床结果。在有关治疗指南中，应包括各种措施并进行评估，提出推荐意见。一个全面的临床实践指南还应考虑到卫生经济因素，例如生命质量的改善，健康资源耗损的降低以及病休天数减少的情况。此外，结局应包括各个亚组患者的情况。

叶政：王教授，您刚才谈到GUIDANCE成员的培训，让我想起了您在临床流行病的培训上也花费了很多心血和精力。您曾是中国临床流行病学网(China Clinical Epidemiology Network, ChinaCLEN)的主席，也是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INCLEN）常务理事。请您谈一谈临床流行病学方面的故事。

王吉耀：好的。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了临床流行病学，当时上医在卫生部、世界银行和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INCLEN）资助下派出了一批临床医师到各个发达国家学习，我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时我到加拿大McMaster大学攻读临床流行病学硕士。上世纪90年代上海医科大学的临床流行病学中心是我国二个国际临床流行病学资源与培训中心之一，也是循证医学和临床流行病学教学与研究单位和平台。我们中心在INCLEN支持下，用双语培养了30多个临床流行病骨干。

我曾多次参加过INCLEN全球会议，并与国外同行交流了经验，在2004年INCLEN第20届全球会议上，我被选为ChinaCLEN主席,成为INCLEN 董事会成员。ChinaCLEN每年组织召开一次工作会议以及全国临床流行病学/ChinaCLEN会议。

ChinaCLEN主要宗旨是促进地区间合作，开展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的研究；提供和改进临床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与训练等。从2015年起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与ChinaCLEN每年一届共同举办循证医学复旦论坛，引领国内循证医学方向。其中有二届邀请INCLEN董事会成员和欧洲、北美、非洲、拉丁美洲、印度CLEN主席来上海召开董事会，并参加循证医学复旦论坛，进行学术交流。ChinaCLEN作为我国临床流行病学对外交流的窗口，向国际同行展示了我们的成果，扩大了我国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工作的国际影响。

叶政：谢谢王教授的介绍。您一生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可以告诉我们您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吗？

王吉耀：我没有什么特别自豪的，不过我对自己做的事情还很满意。当我不断耕耘的时候，我并没想过要得到些什么，也没想过什么奖励和头衔。做好一件事情本身，就会让我高兴，给我一些成就感。如果真要我说特别自豪的成就，那还是循证医学。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循证医学能够发展壮大起来，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由于年龄的原因，其他的事情我现在都不做了，我还在继续做循证医学这件事情。指南联盟GUIDANCE很重要，对我们国家医学的发展非常有意义，我会一直做下去。

叶政：谢谢王教授。访谈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作为临床医学的大家和循证医学的开拓者，您对年轻医生和科学工作者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王吉耀：说到建议和期待，我觉得做一件事就要脚踏实地，要勇于攀登科学的高峰。还有做事要严谨认真，世界上就怕“ 认真 ”二字，认定一个目标，认真去做，不管有多少困难，持之以恒，坚持就是胜利！如果平时你努力工作，等机遇降临你的时候，你就能够抓住机遇。我还记得这么一句话，命运总会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遇。像我刚才讲的，我们要有爱心，大家要互相关心帮助，当然你也要爱护你自己。

叶政：王教授，非常感谢您对年轻医生和科学工作者的建议和期待！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在我采访的最后，我想用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唐金陵教授在《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第四版的序言中对您的评价做为我这次访谈的结束语。唐金陵教授是这样评价王吉耀教授的：

“一项事业发展的‘成色’反映着它背后的人的精神和性格。我知道的王吉耀教授宁静、亲和、坚毅，大音希声，静水流深。她是那种头上有盏明灯的人。这也正是循证医学的性格。在当今这个时代，我国循证医学有这样的领头人，使这项事业的发展能够沉静、坚实、厚重而又仰望星空。这是中国循证医学的福气，也是中国整个医学发展的福气。”

（全文完）

点击下方文章题目，观看访谈（上、中）篇

叶政访谈（上）| 中国临床专家王吉耀教授：一位老科学家的情怀

文献

1. Wang JY.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China. The Lancet 2010, 375(9714): 532-533.

2. 王吉耀 走出循证医学的误区 中华医学杂志 2004；84（12）：969-970

3.Des Spence.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is broken. BMJ 2014;348:g22 doi: 10.1136/bmj.g22.

4. 王吉耀、王强、王小钦等：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评价体系的制定与初步验证  中华医学杂志， 2018；98 （20）：1544-1548